从近年来临床肿瘤学领域内的成果来看，开展中医中药的基础研究，最好的范例应当是前述APL的研究，ATO是由民间中医验方，由哈医大一院韩太云药师研制成三氧化二砷注射液，开创了APL治愈性治疗。正是由于说明了PML-RARα及其编码的蛋白和进一步的研究才使得“上海哈尔滨模式”为国际接受。APL的治疗即是临床研究成功后再转化为基础研究的典范。

阿克拉定独特的作用机制，特别是抑制PD-L1的作用，部分解释了对肝癌突出的疗效，也为寻找“优势人群”奠定了基础。最近我们还发现扶正复方在体外也有抑制PD-L1的作用，正在进一步研究。

如前所述，人参皂苷Rg3正是由于发现抑制VEGF才在临床上发现能提高化放疗疗效的。我们注重最大限度应用分子生物学研究说明中药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途径，并且是可行的。但是，我们也要听听“分子生物学之父”Jameas Watson的警告：“DNA不能是癌症治疗的一切”，要重视患者的整体。这与中医学重视肿瘤发生的微环境、扶正祛邪、重视患者的体质是一致的。